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现代出版社。2023年，商务印书馆迎来了自己126岁的生日。

2月11日起，坐落于涵芬楼二楼的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该展陈馆的展出面积400余平方米，展线长200余米，以700余幅图片和7万余字的文字以及各时期重要出版物、历史文献、1920年代上海宝山路商务总部建筑群模型、“四部丛刊”书柜等文物还原商务印书馆126年的企业史及文化出版史。

126年前，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的开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6万余种图书，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始于1897年：初创时期的商务印书馆

1896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因不满外国人对中国工人的欺压，创立自己的印刷作坊。他们集资3750元，在上海租下两厢房连庇屋三幢，购手摇印刷机、脚踏圆盘机和中西文铅字器具等，雇佣十几名宁波籍工人，作坊起名商务印书馆，并于1897年2月11日开始营业，夏瑞芳为经理。

初创时，商务印书馆以承印名片、广告、簿记等为主。不久后，编印了我国最早的自编英语课本《华英初阶》，由此初涉出版。

由此，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华英初阶》，这也是我国自编的第一本英语课本。

这本书出版的时代背景为：1898年，夏瑞芳因市面英语课本难觅、妨碍新学流行，请谢洪赉改编教会学校所用英语入门课本，首次采用中英文编排，定名《华英初阶》。“此书出版，行销极广，利市三倍。”后又编译《华英进阶》五册，“诚欲使华人子弟精习英文得以步步入胜，用备国家梁栋之材”。这套书风行数十年，粗具近代英语教科书雏形。

此时期，商务代表性出版物还有《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华英国学文编》《华英地理问答》《马氏文通》等。

1901年，张元济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于次年加入，商务印书馆成立有限公司，开始了由印刷作坊到出版机构的蜕变。

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商务旋即出版“最新教科书”。“最新教科书”借鉴日本教科书体例，在国内首次按课程门类分级分册编写，并配套出版分科分级“教授法”，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成功的新式教科书，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教科书的发端和现代教育的滥觞。

“最新教科书”分为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教科书及其教授法。包括国文、修身、格致、笔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科，共16种78册。此后10余年间，这套教科书扩大到375种801册，销量占到全国教科书总量的半壁江山。

从1901年开始，商务印书馆在各地开设了诸多分馆，至1910年，商务印书馆已经有分、支馆20余家。

商务印书馆的“繁荣期”

20世纪初是商务印书馆的快速发展阶段。

商务以编印“最新教科书”为起点，译介西学，传播新知，整理国故，引进先进印刷技术，完善管理制度。

外国文学的译介方面，著名翻译家林纾与商务的合作始于1903年的《伊索寓言》。此后20余年，商务出版了《茶花女遗事》等林译小说140余种。它们或发表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杂志，或收录于“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等丛书，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林纾用文言文系统地译介域外小说，引领一代文豪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走上文学之路，并启蒙了一个时代。

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创立，随即推出适合共和政体的“中华教科书”，打破了商务在教科书市场一枝独秀的局面。随后，大东书局、世界书局等纷纷创立，出版业进入全面竞争时期。

总的来讲，1902年至1931年可算作是商务印书馆的繁荣期。

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从合伙制小型家族式作坊，发展为拥有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集多种营业于一身的文化教育出版机构。员工最多时约5000人，年出书1000余种，营业额增至1200万元，本部拥有占地50000余平方米的功能建筑群，规模超过亚洲所有出版企业，可与当时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机构相媲美。

出版物方面，这一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各类各科教科书、《辞源》、“四部丛刊”“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等，营业还涉及印刷、教育、图书馆、电影、广告、印刷设备和文仪制造等。

至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商务印书馆发展达于鼎盛。

战火中的商务印书馆

1932 年“一·二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进犯淞沪，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总厂及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被炸焚毁，损失殆尽，被迫停业。董事会随即决定，成立复兴委员会，誓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经过半年艰苦努力，8月1日复业。

复业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冠名“复兴”的中小学全套教科书。重印旧版的同时，提出“日出新书一种”的目标，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译作，并出版了“大学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有影响的大型丛书。

至1936年，商务出版物占全国总量的52%，再度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

1937年“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占领上海，商务印书馆再遭重创。商务积极应变，克服重重困难，组织战时出版。先在香港设立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将主要编辑、出版、印刷力量迁往香港。

香港沦陷后，编辑出版重心又移至重庆。在人力不足、设备减少、纸张短缺、运输受阻的极端险恶条件下，坚持出版各科教科书、各类抗战丛书等，但出版能力已被严重削弱。各地分馆分厂也在艰难环境中应时应地坚持运营。

抗战胜利后，在渝人员迁回上海，苦心经营，勉力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1937年到1945年，商务印书馆共出新书6000余种、9000余册。出版有“抗战小丛书”“战时常识从书”“民众基本丛书”等抗战读物，“中学生文库”“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国语辞典》《辞源》（正续编合订本）等工具书、钱穆《国史大纲》、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郭沫若《石鼓文研究》等学术书以及赵元任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傅雷译《约翰·克里斯朵夫》等西方名著，创刊有《文学杂志》《东方画刊》《健与力》等。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局不稳，交通阻塞不畅，图书市场萎缩，读者购买力骤降，教科书逐渐由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操控。

在此期间，商务创刊了《新儿童世界》，编印有“新中学文库”“新小学文库”、《金融法规大全》、“国民教育文库”（第一集），以及郑昕《康德学述》，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王维克译《神曲·净界》《神曲·天堂》等学术和文学名著。但这一阶段业务趋于萎缩，商务印书馆勉力支撑着残局。

“昌明教育，开启民智”

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部分文化名家，都与商务印书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商务印书馆秉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企业使命，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50年，商务印书馆与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联合组织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为新华书店以外的中国第二个发行系统。1951年，商务印书馆设总管理处驻京办事处，编审部迁京。之后，实行公私合营，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

1957，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分出，恢复商务印书馆独立建制，成为中央级出版社，设香港办事处，这一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华字典》（新一版）。

1958年，中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书、字典类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殿利表示，无数商务先贤用自己的智慧，整理国故，传播新知，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影响了几代国人，对中国近现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事业单位、社会公众希望参观商务印书馆，了解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一起开展全民阅读等活动，商务印书馆历史陈列馆也因此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