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卓，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诗歌和诗学、英语国家族裔文学、文学教育和英语教育研究。

摘要:“课程思政”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观，也是对知识观和课程观的重构和再认识。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下，高校外语教学中外国文学课程建设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和外延，也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使命。“课程思政”与价值性知识、深度教学等具有内在的同构性，从而使得外国文学课程在课程体系建构、教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维度和深度。在“课程思政”的视域下，高校外国文学课程不但能成为新文科建设和中国高校“立体化外语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还能在政治方向性、价值导向性和文化引领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也被赋予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使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人文之光。
关键词:“课程思政”；外语教学；外国文学；内涵；外延

1. 引言

2018年9月10日全国教育大会后，教育部制定《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又称“新时代高教40条”），要求推动高校全面加强“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体现的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而行”，形成“协同效应”的教育方针，是实现总书记提出的“三全育人”的保障（习近平 2017：376，378）。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2016：23）特别指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有重要的育人功能，要面向全体学生，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养成科学思维习惯，促进身心和人格健康发展。”作为人文社科重要组成部分的外国文学如何充分发挥“课程思政”功能，在新时代外语人才培养中，如何融语言技能、文学知识和精神素质养为一体，是每一个外语教育工作者都亟须思考的问题（王卓 2018）。本文从“课程思政”教育观、“课程思政”知识观和“课程思政”课程观三个维度，观照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探索新时代高校外国文学教学承载的独特的“课程思政”内涵和外延。

2.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教育观

“课程思政”是从大思政格局出发的一场教育改革实践（王茜 2019：64），是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其本质是一场教育革命，其目的是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王学俭、石岩 2020）。“课程思政”作为一种教育观，蕴含着对现行课程制度的反思和课程应然状态的新时代设想（聂迎娉、傅安洲 2018）。那么，“课程思政”体现怎样的教育观念的变革呢？

“课程思政”本身意味着教育结构的变化，即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多元统一（王学俭、石岩 2020：33）。“课程思政”强调充分发挥课程的德育功能，运用德育的学科思维，提炼专业课程中蕴含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范式，将其转化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化、生动化的有效教学载体，在“润物细无声”的知识学习中融入理想信念层面的精神指引（吴月齐 2018）。可见，作为一种全新的教育观，“课程思政”首先关注的是人的精神成长的过程。

“课程思政”对课程“精神向度”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外国文学课程新的维度和附加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从传授外国文学知识向挖掘外国文学精神价值转化。传统文学教学过分强调“科学管理”与“目标控制”，“突出量化的手段和技术角度，使得学习过程的处理过分强调经验客观、价值中立而简单化”，造成了课程只停留在“知识与技能”上，遮蔽了知识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意义（伍醒、顾建民 2019：58）。此种文学课的教学忽略了文学课特有的“课程建构精神”的功能，从而大大削弱了文学课在“全人教育”上应起到的作用（文旭、司卫国 2018）。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人性的光辉，激活经典文本中的人文性和审美性，使学生心灵受到感染和熏陶，有助于学生形成健康高尚的人格和健全的心性（蒋承勇、云慧霞 2013）。当代北欧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奎纳尔·希尔贝克（Gunnar Skirbekk）在尝试回答“人文学科的危机”这一重大问题时指出，像“文学史这样的学科”看似“无用”，却关涉文化和文化教养概念的更深层意义，是促进自我发展最重要的知识（希尔贝克 2007）。美国学者雪莉·李·林肯（Sherry Lee Linkon）在谈到她为何选择做一名文学教授时说，学习文学有助于学生们了解他们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Linkon 2011）。中国作家曹文轩也特别撰文，详细阐释了文学之于确立道义观、营造审美境界、培育悲悯情怀、输入历史意识、激发想象能力等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功能（曹文轩 2018）。可见，外国文学类“课程思政”的着力点不仅仅是文学知识的传递，更要引领学生挖掘精神价值，在对审美养成、文化（跨文化）体验、真善美的文学阐释、道德和伦理的认知、爱国主义情怀的激发等更高的精神层面上下功夫。

（2） 从传授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向养成批评性思维转化。“课程思政”既是一种教育理念，强调任何课程教学的第一要务是立德树人，也是一种思维方法，强调明辨是非、辨别美丑，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学习外国文学不仅能学到该国语言的精髓，更能提高学生的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和思辨能力。林肯（Linkon 2011）等美国文学教授也表示，学习文学能让学生们掌握如何进行批评性阅读——不仅是读文学，也读媒体、社会结构以及他们自己的经验。应该说，从讲授外国文学研究方法到注重批评性思维训练是新时代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一个明显转向。对于外国文学教学而言，批评性思维训练的重要性不仅是学术层面的，更是文化认知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外国文学中固然有人类的普遍价值，但也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偏见，甚至是政治观、历史观等方面的局限。这就意味着，在外国文学课程中强化批判意识，对形成文化批评思维和加强中外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如此，外国文学教学才能真正起到“课程思政”的作用，推动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增强文化自信。

3.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知识观

“课程思政”的思维是科学创新，首先体现在对知识体系的重新认识，即专业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高度融合。与传统的知识观不同，“课程思政”把促进人的发展作为构建新知识观的主要价值取向。“课程思政”教育观对知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知识体系的重构。知识凝聚了千百年来人类的智慧与成就，积淀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方式。知识还具有丰富的道德因素，体现着人类的道德理想、批判态度、自由探索的勇气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潘洪建 2003）。知识从内在构成来看（如图1所示），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符号表征、逻辑形式与意义，分别表示事实或概念性知识、方法性知识与价值性知识（李润洲 2018）。其中符号表征是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是理论化符号的存在；逻辑形式包括知识构成的逻辑过程和逻辑思维；而意义则是知识育人的价值关系，是内因与符号的规律系统和价值系统（张良 2019)。从知识内在结构的层面来看（如图1所示），“课程思政”就是要充分挖掘其意义与价值层面的内涵。从知识的层级结构和层核结构来看，价值性知识位于知识结构的顶层和深层，而以精神素质提升为目的的“课程思政”需要揭示、传递的恰恰是位于知识体系深层的知识内核。知识的价值与人的精神外延相等，因为知识本身就是人的精神产物，知识当然能返回到人的精神世界（于世华 2015）。

那么，在“课程思政”视域下，外国文学课程的价值性知识有哪些特点呢？对外国文学教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从知识层级结构来看，“课程思政”超越了事实或概念性知识，甚至超越了方法性知识，直接指向价值性知识。那么，在外国文学类课程中价值性知识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剥开文学作品的人物、情节、叙事等表层结构，位于文学经典核心的一定是永恒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价值取向性知识，而毫无疑问，价值性知识才是解答“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这一中国高等教育核心问题的钥匙。只有充分挖掘文学的价值性知识，文学教育才能充分发挥柔性的教育功能。亚历克斯·汤姆森（Alex Thomson）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以英国诗人雪莱的名篇《奥斯曼狄斯》（Ozymandias）为例，阐释了如何从知识结构角度来学习和讲授这首诗歌。该作品的声韵、形式等特点属于诗歌常识性知识，而读者需要用这些知识来判断这是一首诗歌作品，而不是小说或戏剧。这些“技术问题”的相关知识处于知识结构的表层。如何阅读该诗等方法论问题则是方法性知识，是通往价值性知识的路径。诗歌蕴含的思想、审美、
道德等层面的知识才是位于知识层级核心部位的价值性知识，才是对读者心灵和思想具有启迪性的知识（Thomson 2014）。

在外语类专业中，外国文学课程群作为一个体系更能充分体现外国文学知识的价值性取向。2018年4月教育部颁布《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而《国标》最大的贡献在于明确了外语类专业的人文性，从而强化了外国文学类课程的重要地位（王卓等 2019）。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引导下，高校外国文学课程体系应以显性和隐性相结合的范式，建立与知识结构三个维度对应的外国文学课程体系，从而实现知识的多维传递。从“课程思政”知识观视角观照我国当下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我们不难发现，我国高校的外国文学课程设置尚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课程体系中直接对接方法性知识和价值性知识的课程所占比重过小。目前普遍开设的“英国文学史”“英国文学选读”“美国文学史”“美国文学选读”等课程的目标多以传授事实或概念性知识为主，而以隐性方式来体现“课程思政”。对此，我们提出以下课程体系建设的对策：（1）外国文学课程模块化，并依据知识的层级结构特点，设置相应的外国文学课程；（2）对标“课程思政”要求，以显性和隐性方式分别设置外国文学课程。例如，我们在修订英语专业培养方案时，强化了外国文学课程体系中体现的中国视野和中国情怀（王卓 2019a）。“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姓“外”，这意味着我们是在本土传授和研究产生于异国的语言文学（李维屏 2019），然而英语专业并不意味着是以英语国家文学和文化为中心的专业，所培育的人才应该兼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换言之，中国人应该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看待世界文学和英语文学。事实上，“课程思政”理念的产生正是源于2014年上海高校在通识教育中开设的“中国系列”课程（伍醒、顾建民 2019）。基于此，我们的英语专业培养方案中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等公选课之外，还开设了世界文学等学科专业平台课（王卓 2019a）。世界文学这门课程既有英美文学，又把中国文学、俄国文学、日本文学等非西方文学纳入“世界文学”中，目的是打破文化和文学的单一性，让学生领略到人类审美共同体的魅力。另外，我们的外国文学课程体系强化了道德、情操等方面的培养，开设了“英美成长小说”“文学与身份”等引发学生对价值性知识进行深入思考的课程。

4. 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课程观

“课程思政”是一种整体性的课程观（闵辉 2017），源于全课程育人的课程改革实践。从这一意义上说，“课程思政”是一种“广义的课程观”，即以德育为目标，以课程为载体，从高校立德树人的本质出发，发挥各种类型课程的德育功能，实现从原有单一的思想政治课程式教育向立体化的德育模式转化（王茜 2019）。“课程思政”的思政元素主要是内源性而非外源性的，是从专业课程内部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从专业课程外部强加的（王宝军 2019）。“课程思政”的“内源性”要求高校的教学“走向深度教学”。“深度教学”并不过度追求教学内容的深度和难度，不是指教学内容越深越好，而是相对于知识的内在构成要素而言，知识教学不停留在符号层面，而是丰富教学的层次，实现知识教学的丰富价值（郭元祥 2009）。从这个角度来看，“课程思政”观和“深度教学”观具有同构性。“课程思政”呼唤“深度教学”，用以揭示课程知识所蕴含的文化属性与文化精神，实现学生精神成长的文化价值（伍醒、顾建民 2019）。或者可以说，“课程思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教学，而深度教学“深在知识结构”，深度教学所追求的知识也正是上文所提到的价值性知识。那么，在外国文学教学中如何实现深度教学呢？

首先，要重新审视外语类专业的人文性问题。对于外语专业而言，知识结构的重新认识更具独特意义。“外语工具说”使得外语专业人才培养更为注重语言技能，而忽略了人文素养，从而导致外语专业的学生在大学的四年时间中，大部分时间投入到语言技能训练，极少涉及人文素养、批判思维等更高层面的学习（王卓2018）。从知识结构的层面来看，这种学习和教学停留在表层，没有触及知识内核，也就更谈不上挖掘课程的思政元素，去实现“课程思政”的教育初衷了。因此外语教师应首先明确外语类专业的人文性，并在包括外国文学课在内的课堂讲授中，使思政教育元素通过“转基因”方式植入外国文学课程之中。

其次，深度教学取决于教师对教材的理解深度以及教学内容本身的品质，要将教材中最有价值的内容精选出来，因此明确什么是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成为影响课堂教学品质与深度的核心问题。从知识结构图可以看出，最有价值的内容就是居于内核地位的知识。而对于文学而言，居于内核的知识就是文学中体现的真善美，是道德、伦理、审美等元素。因此“课程思政”视域下的外国文学教学意味着教师要深入挖掘文学中的德育元素，充分发挥文学的教诲功能，让价值观培养、人格塑造“基因式”地融入外国文学教学之中（王卓2019a）。在萨拉·伍德豪斯（Sarah Woodhouse）针对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教学设计中，8个教学活动中与情感教育直接相关的有5项，从关于爱情故事的头脑风暴到让学生了解浪漫爱情故事的叙事特点、人物特点、故事建构特点，再到引导学生表达对“真爱”的看法等，把语言学习、文学知识、情感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真爱课程”（Woodhouse 1999）。

5. 结语

“课程思政”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观，也是对知识观和课程观的重构和再认识。在多维度的“课程思政”视域下，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建设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和外延，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和使命。作为新时代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和高校外国文学教师，我们不但应该充分认识到外国文学课程思政的意义，更应该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程体系的实践路径，针对“课程思政”展开系统的课程设计与建设，实现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伍醒、顾建民 2019），从而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实现“基因植入”。在“课程思政”多维视域下，高校外国文学课程不但能成为新文科建设和中国高校“立体化外语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王卓 2019b），还能在政治方向性、价值导向性和文化引领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这又反过来赋予了外国文学研究和教学新的视角和方法，从而使文学经典在新时代焕发新的人文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