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一个语言学兴盛的时代正在到来

“外教社世界语言小史丛书”旨在助力广大外语学习者较系统地了解某一门语言的发展历程。每个分册主要介绍该门语言在历史上各个时期所处的社会状况、文化状况以及与语言变化相关的外部因素等，语言与文化交相辉映，力求带给读者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丛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博士担任主编，由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相关领域专家精心编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世界语言小史”丛书，社长孙玉先生希望我为此写序，简介这套丛书的出版背景。犹豫再三，我还是答应完成这项任务，犹豫的原因是，虽然我上大学时学的是语言专业，对语言学的知识很感兴趣，也有些阅读体会，但远不足以评说专业工作成果；之所以答应，是觉得应该向读者介绍一下本丛书产生的背景。我深切地感到，语言学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丰富、最基础也是最为神奇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处之万物互联、智能互通时代的灵魂部分。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数字技术的变革，一个语言学兴盛的时代正在到来。限于篇幅，恕不对此赘述，我还是言归正传完成介绍丛书背景的任务。

2014 年1 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之前，我在德国柏林工作六年，其间经历过几件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相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2013年参观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德国汉语教学历史展。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Dr. Mechthild Leutner）和余德美女士（Dagmar  Yu-Dembski）带领孔院团队对德国汉语研究与教学三百多年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展览很成功。其间，德国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声称发明汉语速成方法“中文钥匙 ”（Clavis Sinica）并待价而沽的神奇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观众。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语言从基督教意义上神谕的载体变为人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工具。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认为：解释不清语言，就解释不清人何以能认知世界，就无从谈论知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相信，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可以构成人类思想的“通用字母”，一种“普遍语言”将让人类各民族 间的交际不再有语言的障碍。此时汉语被介绍到了欧洲，给寻求普遍语言 的热情增添了活力，莱布尼兹和洛克等人都试图在汉语和汉字中找到启发，借助“普遍语言”或“元语言”实现人类普遍交流和普遍认知，回归到“前巴别塔”时代的神性境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莱布尼兹要向米勒请教快速有效学习汉语的方法。不过，史学家认为，莱布尼兹在学习汉语方面并未获得他希望得到的帮助，米勒最终也没能像他宣扬的那样公布汉语速成的方法。虽然米勒的汉语速学法被认为是商业炒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欧洲人17世纪热衷于普遍语言的探索中感受到语言知识被赋予的崇高地位—语言是人回到神性世界的钥匙。

第二件事是，柏林各大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夏天都要联合举办“科学长夜”活动，向市民公开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向社会开放，是学术和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而时间放在晚上，是为了方便白天工作的市民。洪堡大学地处城市中心，每至科学长夜，校园里熙熙攘攘，各类学术活动丰富多彩。该校亚非所也经常组织展示，有些年份还邀请来自亚非国家的专家介绍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内容陌生或是活动的形式单调，亚非所的展示不像其他“学术摊位”那么热闹，来此体验的人不多；而我差不多每次都去看看，一是有兴趣，二是这里相对安静。有一年的“长夜”上，亚非所展出了一些声音资料供参观者体验，是很多年前非洲人的录音，尽管听不懂，但从声音档案可以想象出说话人可能的遭遇，感受到殖民统治年代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悲惨。俾斯麦时期（19 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进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但帝国缺乏与殖民地区相关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因此更缺乏能够经营和管理“殖民事业”的人才。这促使俾斯麦在1887年设立了“东方语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简称SOS）。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现称洪堡大学），但在联邦政府（外交部提供经费）支持下独立运作，主要目的是为各领域培养会目标地区语言、懂目标地区社会文化情状、能够从各方面参与殖民事务的人才。这样一项对帝国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当时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传统大学难以完成的，它需要学科间的交叉协同和行政资源的协作整合，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又独立运作的原因大抵如此。德国人的做法引起了英国人警觉。英国人认为，德国建立东方语学院是在与英国竞争殖民实力；他们甚至把德国每设立一个东方语新教席比喻成新造了一艘军舰，并宣称英国人不应输掉这场由德国人挑起的“东方学竞争”。这段历史催生了后来的伦敦亚非学院。从德国东方语学院的建立、发展及由此激起英德东方学竞争的历史看，19世纪欧洲外语教育机构的建立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相伴而行，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政策的一部分，外语是实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

第三件事是一种印象，即历史上对语言研究的热衷给柏林这座城市留下了格外显著的印记。1753年，法国第戎科学院发起“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何在？”的征文。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写下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一不朽名著，而德国人此时似乎更关心语言问题。十多年后的1769年，普鲁士科学院面向欧洲设奖，征集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文章。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 的《论语言的起源》，在与当时多位不同专业、很有影响的大家的作品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语言学史上的经典。该书反对语言神授说，主张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为人，皆因其有语言，悟性是人类内在属性，而语言则是外在标志。法德两个科学院关注议题的差异，也许为我们今天观察两个民族的异同提供了一些启发：法国人很关心社会问题，而德国人更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类所独有的“悟性”与语言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特征有助于了解不同民族的特性。

沿着赫尔德关于悟性与语言的关系的思路继续探索，就会发现：语言与人们感知、理解和表述世界之间存在相互限制、相互影响的作用。对此，天命之年卸去官场劳顿在柏林北郊专注于语言研究的威廉·冯·洪堡特（亦译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认为：人的“语言观”（Sprachansicht）如果不能超越自身民族语言的局限就会束缚人的知识和思维，影响人的“世界观”（Weltansicht），因此，人若要挣脱母语的藩篱，就要进入另外一种语言，“学会一种外语就意味着在业已形成的世界观的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立足点”。由此观之，学习外语对洪堡特而言，不仅仅是出于人与人交流的需要，更关乎人的世界观，关乎人的自我认知和自我完善，通过丰富多样的语言表达形式，人在精神上可以达到趋于完美的境界。这就可以理解在洪堡特的教育思想和由他拟定的教育政策中语言学习为何具有重要的位置。

柏林还有很多与语言研究相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成就可以书写。在2013年底准备离开这座城市、回国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之际，我不由想起，对世界语言研究有着如此悠久历史的柏林是否会有专门的世界语言博物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有着众多主题博物馆的柏林居然没有语言博物馆；同样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柏林几位热心市民刚刚注册成立了一个“世界语言博物馆筹备协会”，正着手策划博物馆的建馆方案。

来到上外后，我和一些同事谈及世界语言博物馆建设的想法。大家普遍认为，上外应该建立一所展示世界语言和语言研究成果的博物馆，填补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空白，为推动语言学习和研究、促进各国交流和理解做点实事。有的同事表示，一个大学需要有一个博物馆，向社会传播知识，展示研究成果—这是大学应尽的社会责任，也是增进大学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和国际合作的平台。

经过多方策划、筹备、设计和施工，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博物馆于2019年落成。此事受到了学术圈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与这项工作的主要是一批有专业水平、学术理想和事业精神的年轻同事，他们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借此机会，我谨向他们表示敬意。

博物馆虽然已经落成，但其建设还远没有结束，展品和内容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善。其中，系统介绍世界各国语言，哪怕是几种主要的通用语言，就是一项十分庞大的工程，在我国尚无先例，因此我们无法预测需要有多少代人去做！就此话题，我和出版社孙玉社长交流，他给予了大力支持，积极组织有关语种的专家学者分头撰写语言史。想到工程艰巨，还是从小做起，脚踏实地，给即将出版的作品定名为“外教社世界语言小史丛书”，算是开个头吧。

本丛书为开放系列，首批出版语种包含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后期还将陆续扩展。希望这套世界语言小史丛书，既关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的语言，也关注一些已经消亡或濒临消亡但对人类文明的演进具有重大影响意义的语言，比如拉丁语、梵语等。

最后，我想借此机会对各位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和读者加入其中，关注语言，关怀人类，关心我们自身，让语言成为打开各国各民族人们理解之门的钥匙，为我们每个人的完善与发展，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是为序。